《孟孝琚碑》的图像学研究 | 罗惠文

对于《孟孝琚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注重其年代的断定、金石文物及典章制度的研究。本文从图像学的角度浅要地对《孟孝琚碑》的字形进行了图像学分析……

《孟孝琚碑》的图像学研究

文 / 罗惠文


摘要:对于《孟孝琚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注重其年代的断定、金石文物及典章制度的研究。本文从图像学的角度浅要地对《孟孝琚碑》的字形进行了图像学分析,从笔法、结构以及章法图像的分类和对比,阐述了《孟孝琚碑》的书法风格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

关键字:孟孝琚碑 碑刻 书法风格


 

《孟孝琚碑》(又称《孟广宗碑》、《孟璇碑》),公元1901年出土于云南昭通白泥井。因为原碑上部分断落遗失,年代不详,罗振玉、梁啓超、袁嘉谷、赵藩等诸多学者均对其对其进行了考证。根据两汉时期的干支、官制和风俗的考证,最后昭通谢饮涧考定《孟孝琚碑》为东汉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十一月八日乙卯安葬时所立,并补其断碑所遗失的八十八字。

《孟琁残碑》高1.33米,宽0.96米,文行15行,每行残存21字,凡260字。碑之左侧刻有青龙形纹,右侧为白虎形纹,下方刻有玄武之形纹。青龙、白虎、玄武、朱雀是方位之神。根据汉代立碑的形制及立碑的规矩,可以推知上方为朱雀形纹,均为浮雕,碑阴无刻字。碑文前五行记述孟孝琚的生世,第六行至十一行是四言耒语,第十二行至十三行为七言乱辞。其铭辞文章和中原碑刻的语言形式类似。

《孟孝琚碑》一共二百六十字,本文将从笔法图像分析、结构图像分析以及章法的图像分析三个方面阐述《孟孝琚碑》的书法风格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以下对每一类分别列出了典型的代表字。


汉《朱拓孟孝琚碑》 


一、《孟孝琚碑》的笔法图像分析

(一)多角度入笔


图1 


《孟孝琚碑》的笔法分为逆锋入笔和露锋入笔两种。如图1中逆锋入笔的“素”字,上面的三个横画都是为逆锋入笔,然而角度和用力的方向却是不同的。入笔时有逆锋落笔上行、逆锋落笔平行和逆锋落笔下行。“时”字右边的两个横画入笔都为逆锋入笔,上面的横画为从平行逆锋入笔,下面的横画为从左上方逆锋入笔。图1中露锋入笔的“抱”“和”“孝”笔划中有露锋入笔的,但是角度不一样。这是《孟孝琚碑》笔划入笔的多样性。

入笔正是字势之始。王羲之《笔势论》:“作字之势,在乎精思熟察,然后下笔。”入笔角度和作用力的不同,这对一个字乃至整篇章法都至关重要。一字的起笔处和整个字势,乃至一篇之气势都气候相连。张怀瓘《书断》:“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入笔的多角度性正是一字乃至整篇章法气脉连贯的关键之处。朱和羹《临池心解》:“作字须有操纵。起笔处,极意纵去;回转处,竭力腾挪。自然结构稳惬,所谓百丈游丝在掌中也。”这就是强调起笔处对于整个结构章法来说极为重要的古代典籍。《续书谱》:“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有锋或者无锋入笔,其中之精神不同。而入笔的多角度产生的字势多样化的审美观念,从《易经》中便有其源头。《易经》中由乾坤二卦而衍生出六十四卦以演绎天地万物。而六十四卦又是运动不息,变化万千的。六十四卦以象万物,正是这种认识世界的思维,贯穿到人事的每一个细微之处,起心动念,无不如此。入笔的多样性正是这种穷极变化,曲尽幽微的审美观念的体现。

(二)中锋行笔


 

图2


《孟孝琚碑》行笔的特征以中锋行笔行笔为主。如图2中中锋行笔中的“水”字的竖笔,“之”和“月”行笔都为中锋行笔。图2中的“西”“不”字都是中锋行笔,然而其笔划却松弛简率,这是其行笔中的特别之处。蔡邕《九势》:“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刘熙载《艺概•书概》:“徐铉小篆,画之中心有一缕浓墨正当其中,至于曲折处亦当中,无有偏倚处。盖蔡中郎之遗法者也。每作一画,必有中心,有外界。中心出于主峰,外界出于副毫。锋要始中终俱实,毫要上下左右皆齐。”赵孟頫曰:“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则千古不易。”这都说明中锋用笔的重要性。褚遂良云:“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笔毫虽软,却能用笔如锥,笔画细瘦劲健,如用锥在沙地上画沙,以此形容中锋用笔之妙。印印泥则是印泥盖在泥上,形成鲜明而有深度的印痕线。若中锋用笔,笔力精到,笔画线条则有立体之感。《孟孝琚碑》行笔符合中锋用笔的行笔之道。

《孟孝琚碑》中锋用笔而笔毫松弛是其用笔的特别之处。《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如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古代房屋墙壁漏水,墙壁的裂纹多参差错落,凹凸不平。漏水顺势而下,必是顺着参差的裂纹蜿蜒而下,一一自然。这使得每个字的结构,字与字之间都是顺势自然,错落有致。《孟孝琚碑》松弛的行笔正是顺势自然的屋漏痕相似,简率洒脱。《孟孝琚碑》中锋用笔而笔毫松弛的行笔,顺势而行,自然朴素,别具一格。 

(三)简率活泼的收笔


《孟孝琚碑》中独特的捺笔与两汉简帛和碑刻的比较

图3 


《孟孝琚碑》收笔的特征简率活泼。如图3中“水”“不”的捺笔都收笔简率,在收笔的时候轻松一挑笔,有自然活泼之气。《孟孝琚碑》中捺笔独特,在图3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孟孝琚碑》中的“水”“不”字收笔简率活泼,笔划外方内圆,险峻多姿。类似的捺笔写法还有《孟孝琚碑》中“大”、“之”、“报”、“夜”、“流”字的捺笔以及《樊敏碑》中的“圣”“天”“分”“充”字的捺笔。杨振方在《碑帖叙录》中评价《樊敏碑》:“石质粗而锋芒多杀,无从定其笔法高下,而一种古穆之气终不可磨灭。”《马王堆帛书》《居延简》则是典型的古隶书,仔细比较其捺画,可以看出《孟孝琚碑》中的捺笔笔简率真,与简帛中的字形用笔有些相似之处,但又带有成熟隶书的特征。《韩仁碑》《曹全碑》的捺笔则是典型而成熟的蚕头燕尾的笔画。因此《孟孝琚碑》收笔的简率活泼,尽管具有一些成熟隶书的特征,但是并未十分明显,是介于西汉古隶和成熟隶书之间的过渡书体。

 二、《孟孝琚碑》的结构图像分析

(一)《孟孝琚碑》竖长字形——带有古隶遗痕的特征


图4


图4为《孟孝琚碑》竖长字形举例,图5是以图4所举的竖长字形中的“月”“孝”二字为例,将《孟孝琚碑》的竖长的字与两汉碑刻进行了比较。 《孟孝琚碑》竖长的字形与两汉碑刻的比较。


图5


通过图5可以看出,《孟孝琚碑》中“月”“孝”字,和其他碑相比较,都是竖长字形,刻画简率。西汉初期碑刻隶书的结体保留十分明显的篆书的特征,结构上活泼自然。如图5的《莱子侯刻石》和《五凤二年刻石》的“月”字,《马王堆帛书》的“孝”字,是典型的古隶,刻画简率而自然活泼。《五凤二年刻石》也是出于篆隶之间的过渡字体。清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跋》:“字凡十三,无一字不浑成高古,以视东汉诸碑,有如登泰岱而观傲崃诸峰,直足俯视睥睨也。”天凤三年的《莱子侯刻石》苍劲简质,古朴肃穆而活泼生动。西汉初期石刻书法的审美特征是浑成高古,苍劲而肃穆,简率而生动。《孟孝琚碑》字形竖长且刻画简率的古隶特征和雄放茂朴的书风与西汉初期碑刻隶书的这种浑成高古,苍劲简质的风格更为接近,但是二者有不同之处。西汉初期碑刻隶书都是率性而成,古朴自然,其结体和笔画均带有典型的篆书向隶书过渡的风格特征。如《五凤二年刻石》中的字体是由篆书纵势的字体和圆转的用笔变化而成古隶,典型的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并未出现。《孟孝琚碑》中竖长字形的自然洒脱和西汉初期古隶结体上有些相似。黄膺曰:“是碑结体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袁丕钧曰:“其书古隶体。”谢文冏曰:“是碑字体方整,浑茂古劲,在篆隶之间,大有关书学。”《孟孝琚碑》结体方整,浑茂古劲,保留了明显的古隶的特征。

图5中《礼器碑》《乙瑛碑》和《曹全碑》中的“月”“孝”字是成熟的隶书,都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碑刻,有典型的蚕头燕尾的用笔。《礼器碑》细劲雄健,方整峻逸而纵横迭宕。郭宗昌曰“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之神功,非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礼器碑》之雄健飘逸的古雅书风符合儒家阴阳和合的审美特征。孙退谷云:“《曹全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而《孟孝琚碑》竖长字体的风格保留篆隶之意,与《礼器碑》《曹全碑》相比书体的发展更为落后。《孟孝琚碑》虽远在朱提,然雄放茂朴的风格在与中原碑刻相比较亦不分伯仲。整体雄整宽厚,结体宽博,线条圆中寓方,气势开张而能收敛,笔力雄健,通篇章法浑然一气。《孟孝琚碑》在东汉碑刻隶书发展的成熟时期,既雄浑方整又保留了篆隶遗留的简质古拙之美。 

(二)《孟孝琚碑》倾斜的字形----古拙自然的特征


图6 


图6为《孟孝琚碑》的倾斜字形举例,图7为以图6中的“流”“字“记”字为例,将《孟孝琚碑》竖长的字与两汉简牍或碑刻进行了比较。


图7 


通过图7的比较来看,从《马王堆帛书》到《石门颂》《西峡颂》《礼器碑》《曹全碑》,隶书字体的发展越来成熟。蚕头燕尾、扁方紧凑的特征到《曹全碑》时期已经十分成熟。结构错落而倾斜的字形在东汉的碑刻中十分罕见。这种结构倾斜的特在摩崖当中还存在。“流”“字”“记”在《孟孝琚碑》中结构倾斜。在《马王堆帛书》中的“流”“字”“记”字形竖长,结构常有变形错落。到了《石门颂》《西峡颂》《曹全碑》,这三个字的中宫紧凑,结构匀称。通过这三个图,可以看出《孟孝琚碑》的字体演变。《孟孝琚碑》处于隶书十分成熟的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其字形倾斜错落,带有古隶书特征。这种古拙自然活泼的风格是和其地处偏隅,刻工和金石体例跟不上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以及朱提自身独特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马王堆帛书》是典型的古隶。在西汉初期,日常书写多为古隶,而对于石刻的书体的选择往往会比当时流行的日常书写文字要古。然而西汉不注重厚葬,刻石的风气未盛,其石刻的书写和镌刻都不十分刻意,任性自然。故而在镌刻时,会有意无意地夹杂有隶书的笔意。杨守敬曰:“昭通相传为汉牂柯郡,余以《水经注》考之,则为犍为郡堂琅县地,广宗盖世为堂琅县人,故其卒而归葬其乡也。地处边徼,文翁之化亦难遍及,故缀文之士罕觏,金石之例未娴,无足怪者,不得概以相如、子云之律也。”[1]孟孝琚死后归葬其乡,但是朱提之地,汉文化尚未占据主流,即杨守敬所说的“地处边徼,文翁之化亦难遍及”的边地,儒家文化尚难遍化之,所以缀辞的文士以及刻工的技术和金石的体例尚未娴熟。因此出现了这种结构错落、倾斜的字形,形成了古拙自然,雄浑茂朴的风格。

姚孟起《字学忆参》:“临汉碑宜有石气,然非拳曲之谓也。问,何为石气?曰:不可说。”客观事实上,汉代石工那种简率的刀法,并非是要想在书法的基础上作艺术的再创造,而是一种技艺行的不成熟。[2]]这种古拙质朴的金石之气,正是经历千年的风雨,随着时间的沉淀所带来的。《孟孝琚碑》经过刻工“还原”到石刻上,其实是刻进了刻工有意无意的再创造,是笔法和刀法的结合。刻工技术的高低,相当程度上会影响整体碑刻的书风。 

(三)《孟孝琚碑》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形——野逸的特征


图8 


图8为《孟孝琚碑》的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形举例,图9以图8中的“河”“时”字为例,将《孟孝琚碑》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与两汉简牍或碑刻进行了比较。《孟孝琚碑》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形与两汉碑刻的比较


图9 


通过图9可以看出:《孟孝琚碑》字体已经偏向方整,如碑中“道”“结”“时”“何”“武”等字,不似同时期中原成熟隶书具有的工稳扁方和波磔明显等特征。《马王堆帛书》中的“河”“时”字结构松散,笔划随意简率。而《曹全碑》中的“河”“时”二字中宫紧凑,波磔典型。《西狭颂》中的“河”“时”结构方整,中宫松散,四面停匀,和《孟孝琚碑》的字形结构相似。《西狭颂》为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徐树钧《宝鸭斋题跋》评其“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西狭颂》的书风宽博遒古而俊逸野逸。《孟孝琚碑》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形与隶书成熟时期“蚕头燕尾”的笔法不似,带有和摩崖石刻相似的一个审美特征——野逸。

东汉的书法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多种书体均在此时期开始萌芽和发展。《孟孝琚碑》处于篆隶之间。西汉宣帝时期隶书已经完全成熟。[2]河北定县八角廊四十号墓出土的大批竹简古籍,隶书完全成熟,与东汉中晚期的《乙瑛碑》《张景碑》《元孙残石》等用笔结体很相似。[3]因为石刻所用的书体都是选择比当时的日常通行的文字更古的书体来铭刻,所以石刻所用的书体和日常书写的字体发展是不同步的。东汉时期隶书发展达到了最高峰。以年代考察,桓帝以前碑刻属前期,石质粗粝、打磨不细、刊刻不精的情况较普遍,篆刻碑刻占一定比例,结体偏长。桓帝至东汉末属后期,著名的八分书碑刻多集中在这七十年间。[3]此时期著名的碑刻有《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华山碑》《衡方碑》《西峡颂》《曹全碑》等等典型的碑刻。在东汉永寿三年,不管是日常书写还是石刻艺术,书体已经发展为成熟的隶书。《孟孝琚碑》中宫松散,四面停匀的字形和当时十分成熟的隶书发展相比字体发展演变落后。

 三、《孟孝琚碑》章法的图像分析

(一)错落野逸的风格


图10


通过图10可以看出《孟孝琚碑》整体章法错落自然,雄放茂朴,具有野逸的审美特征。西汉初期碑刻如《莱子侯刻石》有划界相隔。《五凤二年刻石》亦是行距较宽。这两个碑的字错落有致,不甚讲究,章法却活泼自然,浑成一气。二者字形刻画简率,大小不一,变化灵活。如《莱子侯刻石》刻石的第一行字距间隔匀称,而第三行则字距间隔变宽。《五凤二年刻石》的“年”字,最后一笔夸张地加长,形成了错落自然的风格意趣。《孟孝琚碑》行距较紧,字与字的排布间隔错落,自然野逸。《孟孝琚碑》这种错落野逸的章法特征和朱提地区的文化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是朱提巫术文化和儒家文化相融合的文化结构在书法上的一种体现。在当时的云南,虽然已经有了汉文化的深入传播,维系社会稳定的往往却不是儒家的礼教,而是家族的血缘关系及官吏个人的风格。[4]故而在文化上,尽管汉文化在朱提的发展兴盛繁荣,但是中央王朝的儒家教化在朱提影响的也只是当时的大姓,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依然存在,在文献记载中常有滇人“俗多游荡”“豪帅放纵,难得治御”等字样,这种边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在书法中也会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孟孝琚碑》使其具有了错落野逸,雄放茂朴的章法。

《孟孝琚碑》错落自然,雄放野逸的章法特征正是朱提巫术文化特性的体现。这种错落野逸的章法和西汉初期碑刻的自然洒脱的章法并不相同。西汉初期碑刻隶书处于篆隶过渡的书体发展阶段,不尚厚葬,镌刻多率性自然,章法亦错落有致,古朴洒脱;然而《孟孝琚碑》则是在儒家文化在朱提得到传播后,儒家文化的审美和礼仪已经融入到碑刻书法中,这种碑刻书法既蕴含了儒家文化的审美,又体现了少数民族独特巫术文化的保留。

《华阳国志•南中志》:“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菅常以盟诅。”这种部族宗教结构的文化影响在《孟孝琚碑》错落自然而雄放野逸的章法中也得以窥见。在《孟孝琚碑》的左右各自有龙虎图案,这表明了昭通龙虎文化和彝文化的密切联系,以及古代巫术文化观念。[5]亦可作为一个佐证。

(二)雄放茂朴的风格


图11 


如图11,《韩仁碑》《礼器碑》《曹全碑》是东汉碑刻隶书成熟时候的碑刻,东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故而碑刻文字庄重,严肃,讲究行列整齐,有的碑刻还会划棋坪方格,以使碑刻更加庄严肃穆。《礼器碑》《曹全碑》章法整齐工稳,字距和行距距离匀称,碑风庄严肃穆;而《孟孝琚碑》字距和行距都错落,紧密,字距和行距按字的体势分布,错落有致,具有野逸古朴之气。

《孟孝琚碑》字体或平稳或险峻,或收敛或疏放,或大或小,似正似欹的风格特征,自然朴素,意趣盎然。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相互呼应和对比使得《孟孝琚碑》整体章法错落自然,雄放茂朴,其独特的章法风格在东汉成熟隶书庄重严谨的章法风格中别树一帜。这和朱提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体现了儒家刚健中正而又雄浑大方的审美特征。

《孟孝琚碑》碑文记载:“惟永寿二年,岁在丙申,月建临卯,严道君曾孙,武阳令之少息,孟广宗卒。”“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6]可以明确的是儒家文化对于南方大姓的影响;从朱提和中原地区墓葬形制的相似性上,也可以看出中原儒家文化已经影响到朱提地区的丧葬礼仪文化。孟氏家族虽然是从四川迁徙到朱提的少数民族大族。[7]这说明在两汉时期,四川和朱提地区的儒家教育都开始兴盛,孟氏家族在文化上是以儒家为主,孟孝琚的教育是正统的儒家教育,而孟氏家族作为当时朱提的大姓,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称雄一隅,其自觉的汉化过程既是中央政权文以化之的策略,也是边地少数民族向往先进文化而自觉学习的结果。《孟孝琚碑》这种方正浑厚、雄放茂朴的书风是儒家审美的体现。

《孟子》:“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儒家的审美,体现在书法上,正是刚健中正而雄浑大方的审美风格。

 四、结语

总之,东汉桓帝永寿三年时,此时期的碑刻书法风格多样,各有特色。以《孟孝琚碑》为代表的东汉桓帝永寿时期朱提地区书风的发展演变落后于中原地区成熟隶书的发展。《孟孝琚碑》保留了篆书痕迹,古隶的特征十分明显,整体书法风格雄浑茂朴、方整浑厚而自然野逸,说明朱提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独特而自由包容的文化特性。《孟孝琚碑》也正因为其独特自由和兼并包容的文化特性,使得《孟孝琚碑》的书法风格具有雄放茂朴而自由野逸的特点。《孟孝琚碑》多种书风并存的独特书风是儒家文化和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体现。朱提地区的文化特性,也使其在文化上有了别具特色和多样化的发展。因而在书法演变史以及文化史上,《孟孝琚碑》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龙云,卢汉修.新纂云南通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16

[2]华人德.中国书法史[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37

[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51

[4]刘小兵.从“夷”、汉文化的交融看“南中大姓”的形成,思想战线,1991

[5]申江.昭通龙虎文化与彝文化[J]寻根,2003年01期

[6]陈孝宁.昭通汉《孟孝琚碑》译释[J],昭通师专学报,1992

[7]鲁刚.昭通东汉《孟孝据碑》史料价值举隅[J],昭通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2 


罗惠文,广西鹿寨人,生于1990年。现为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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